“上海自贸区建设应该成为中国主动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切入口”，“一些地方基层治理‘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用10-15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普遍实现允许两胎”，“剩女是主动选择，剩男形势更为严峻”……这些涉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论断或预测，或许并没有见诸媒体，成为广受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却已悄然潜入、储存进各级各类政府的决策体系，成为政策制定中必不可少的依据或参考。
　　这些政策建议，有一个共同的出处，叫作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得益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决定，眼下中国，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智库建设正如火如荼。一个多月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还专门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在这场正在展开的新型智库建设热潮中，复旦大学已是先行者。在大学智库建设的机制探索上，做了可贵探索。12月5日，由教育部主办的中国高校智库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
　　智库崛起，比一比谁提供的咨政、启民服务更有效
　　不单比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数，也比比看谁向政府提供的咨政服务、政策建议水平更高，被采纳或被中央高层领导关注批复的数量更多。这是在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学者中间出现的新现象。
　　“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18期亚太问题专报，三分之一都被中央高层采纳。今年上半年，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作为亚信会议专家组成员，我们提供的研究报告受到了好评。现在正在集中关注的课题之一，是中美如何在亚太地区走向良性互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开会交流时，旗下拥有美国研究中心、亚太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等众多机构的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介绍说。
　　2012年才构建的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是复旦大学诸多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的后起之秀。但它的研究成果已受到从外交部、中联部直到商务部和教育部等多方关注。在此工作的30多名专家中，有分属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国际问题研究、经济、社会、法学等校内不同学院的教授22人，其余10多人为校外兼职研究人员和海外特约研究员。他们中，有人直接参与了金砖国家峰会的组织运作策划，针对金砖国家的一些应急课题做出快速响应，对于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研究和推进金砖国家向一体化大市场迈进的若干建议等报告都赢得了诸多赞誉。他们建立的金砖国家信息共享和交流网络，甚至写进了德班峰会的经贸部长声明中，成了金砖国家之间经贸信息和合作项目推广的权威平台。
　　“你会发现，高校智库因为是一个并非相关部门直接投入、相对独立的角色，在很多场合不仅能提供智力研究，还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参与和推动整个外交行动的进程。”金砖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副教授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他们邀请金砖国家学者访问，从而促进交流与合作，还与巴西知名智库合作，正在建设中国巴西研究中心。
　　近几年，复旦发展研究院每年完成各类学术和政策建议报告逾100万字，其中包括多份针对中国、上海未来发展战略的专题报告，通过逐渐畅通的信息直报渠道，为中央和地方重要决策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成为学校和上海市高教系统报送专家观点类信息的首要来源之一。
　　通过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开展中外对话，邀请汉学家参加工作坊，更成为首个在欧洲、北美建设海外中国研究基地的中国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已发布15期的复旦—ZEW经济景气指数，提供了与国家统计局不同的中外经济发展状况视角；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社科数据研究中心等近期提供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网络心态分析和长三角社会变迁报告等，一经发布，都十分引人关注……复旦智库大有迎风而起、蔚然成林之势。
　　专业服务，助学术成果走出象牙塔，与发展需求无缝对接
　　成功，得益于起步早、精心布局和不急不躁地坚持。
　 “复旦综合性智库是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起步的。它1993年创立时的宗旨就是研究国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综合整个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进行研究。2011年我们重新梳理、恢复运行，明确打造专业性和综合性两类智库，突出国际性和复合性。”主管智库建设的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回顾说。
　　不等不待，主动走出去建立对话网络，是复旦智库建设得以快速推进的另一经验。“我们离中央政府各部门较远，对政府、企业需求的了解和沟通远不如北京高校方便。这迫使我们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组织运作，更多走国际化道路，为政府决策提供经过内部充分整合的咨询意见。”林尚立说。
　　目前，在被统称为“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智库招牌下，已包括了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国家建设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等9大校内研究中心，上海论坛、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等5个国际大型论坛，32个海外中国研究中心，一个金融家联盟以及200个各类上海市一级的高校智库等。
　　使得这些不同学科机构、专家和学术成果不是一盘散沙、“各说各话”，而能实现跨学科学术资政服务任务的，是一个同时面向研究、面向政府、面向市场的统一学术服务中心。
　 “我们内部的亚智库组织形式是多样化和立体化的，有做政策建议的，有做资料储备的，也有指数型的。学术服务中心作为管理支撑系统，为所有智库提供包括专家联络、国际会议承办、成果体现、媒体推进和行政助理招募等专业学术行政服务。”复旦发展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主任张怡将她领导的服务中心称之为“校内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居于专家身后的一支年轻专业智库运营团队，成员中30%是海归，所有人员都有过海外求学、访学经历，既有政治素质又有一定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能力，全职工作人员中党员比例在80%以上。
　 “你得充分了解相关领域内科研前沿和教授们的情况，懂得筹办学术会议的整个流程，以及学术会议成果的二次三次开发，对学术讨论内容或研究论文做点儿翻译、分解或包装，成为可用的政策报告，还要负责维护相应的学术网站和学术数据。”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有了这样的团队，除了各种专题报告，研究院每个月还能出版两期《中国观》，上半个月辑译国外媒体、智库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观点，下半月评述国内学者关于中国的战略性和热点问题，热点的研究。在“把论坛办到国外去”的口号下，他们先后在德国汉堡举办“中德莱布尼茨论坛”、在新西兰奥克兰举办“大洋洲中国论坛”，更多的“大国人文对话”系列即将展开，将逐步形成高层次人文学术对外交往的全球布局。
　　智库建设，推动大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从选题策划到内参报送，到重大节点媒体发声，再到辐射海外的智库外交，从研究、咨政、启民和育人出发，智库建设一方面履行了大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推进了原本即以人文社科领域基础性研究见长的复旦大学的成果转化。发展研究院下辖中心的金砖国家研究、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网络安全研究、人口问题研究、社会生活资料研究等，在国内都处于领先水平。
　　在林尚立副校长看来，人文社科研究早已不再是“一本书一支笔”就能实现的。而智库建设，已促使复旦大学快速积累起一批国内外社会经济信息、中国问题研究、网络舆情等资料数据，在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料数据基础上，可以启动建设统一的更大规模学术数据网络。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因瞄准社会热点而广受关注，仅“代际篇”的微博阅读量就达到1.4万。社会反响让中心研究员桂勇教授感受至深：“中国的大学不缺人才，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缺资源，关键是如何把学术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部分地和有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接地气’研究结合起来。”
　 “社会科学要真正发展必须姓‘社会’，必须跟着社会走。不是只有做学术论文才是成果。大学智库研究现实问题，通过提炼，转化为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新的学术概念、理论。”林尚立副校长这样概括。
　　不再数论文篇数，试行“文科代表作”制度，将“服务国家战略”的贡献也纳入大学教师绩效评估、经费配置体系，复旦大学近年来在学术评价、激励机制方面的改革调整，部分地也与智库建设相关。
　　眼下，该校正在积极探索建立重大决策跟踪机制，开通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国内部门任职、挂职和政府企业人员到学院访学、挂职的双通道，拓展专家建议及学术成果报送、发布和应用的渠道，扩大海外中心的范围和数量，推动与国外智库的进一步合作。
　 “加强高水平智库建设，就必须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就必须围绕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开展战略研究。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复旦的目标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国家队’的大学，要更加自觉地把学校发展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增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能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显然将智库建设的意义放在了更高、更远的层面上。

——复旦大学201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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